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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用灵魂串联的故事小说江山文学网

发布时间:2019-07-12 18:50:03 编辑:笔名

一、  我死了。  当灵魂脱离躯壳,升上天空的那一刻,我看到,我是坐着死的,死在桑子峪乡的办公室里,桌子上摊着那份尚未写完的脱贫方案。  我是西山县挂职副县长,桑子峪乡政府有我一间办公室。  我平时起得很早,六点钟多一点已经洗涮完毕,把收音机放在旁边的红砖窗台上,一边听新闻,一边做深呼吸运动。新闻过后,沿着绿化带间狭窄的甬道慢跑一阵,然后,到机关食堂吃饭。很有规律。  早上八点不到,乡里成书记的小车准时驰进政府大门,下车后先去我的办公室,站在门口喊了几声:赖处长,赖处长。见无人应答,成书记就嘟囔了一句:不用说,又是熬夜了,让他多睡一会吧。成书记转身叮嘱机关里的人,来来去去的脚步要放轻点,说话声音小一点,别打扰赖处长休息。看到不远处有几只觅食的鸡子试图接近我的办公室,成书记让通讯员把它们轰走了。  上午十点,省报一版记者晓剑来采访。晓剑是省报的大腕记者,也是我的铁哥们。问清我住的地方,晓剑把我的房门擂得惊天动地,一边敲,一边喊,赖光辉,赖光辉,你他妈的可真能睡,太阳都晒到屁股了还不起来?你屋里是不是藏着个小姑娘呀?  是成书记首先感觉不对劲的。他和晓剑经过短暂的商量,把党政办的人喊来,撬开我的房门。于是,他们便看到了如下一幕:我趴在那张老式办公桌上,钢笔还握在手里,笔尖戳进洁白的稿纸,洇出一大团浓黑的墨渍。  成书记抚着我凉寒如冰的身子哭了。  晓剑也哭了。  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。都说,赖处长是为咱桑子峪活活累死的呀。  二、  我活着的时候听说过,灵魂是万能的,是无处不在的。但我没想到人死后的灵魂竟是如此的随心所欲,只要你想去哪里,它就已经在你想去的地方,期间没有过渡,没有过程,几乎在一瞬间便穿越了时空概念,看到了人活着时不可能看到的东西。  此刻,我灵魂回到了我出生的年月,回到我出生的大山缝隙里的小山村。  村子叫湖桥,一个听上去很美,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,很容易和浩如烟海的湖泊,和小桥流水联系在一起。而事实上,我们村既没有桥,也没有湖,就连吃水都要翻山越岭到五里之外的地方去挑。于是,我就想,当年从洪洞县迁徙至此的祖先,要么是一群胸无点墨的布衣白痴,要么是借助一个美好的村名,点燃内心永远的希冀与期望。村子东面是山,西面是山,南面还是山,只有北面是一片漫坡地,呈25°度角倾斜。旱天盼着下雨,雨天盼着天晴。天旱时能让庄稼苗焦黄卷曲,而一场大雨过后,地皮如被刮过一般干净,剩不下几棵庄稼苗。  我出生在大饥饿的六十年代初期,当我懂得生命的渊源和缔造,时常感慨万千,父母能在那种食不果腹,与猪狗抢食的年代,仍然有精力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,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。  也许是母腹营养不足的原因,刚刚出生的我十分丑陋,脸上的枯皱皮一层一层的重叠着,指头轻轻一拈,掂起半寸有余,刚刚出生,便如同风烛残年的小老头。唯有头发生得有些超前意识,黄不拉叽的几根,盖不严脏污的头皮,像贫脊山地上东一棵西一蔟的野茅草。母亲躺在厢房的槐木柴床上,身下铺着谷草,谷草下是厚厚的炉灰。脱离母腹的那一刻,我瞪着双眼,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,竟忘了出生时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——哭。邻居二婶接的生,她用一把平时裁布做衣的生锈剪刀,在煤火上燎几下,咔嚓一声剪断了我和母亲血脉相连的脐带,用生白布擦去羊水和血污,挽成个被称为肚脐的疙瘩。二婶见我还不哭,长长地咦了一声,对虚弱无力的母亲说,这孩子长大了不是凡人,咋一声也不哭哩,两只眼还死死地盯着我看。二婶抓住我的脚踝倒提起来,在我骨瘦如柴的屁股上扇了一巴掌。那一巴掌扇得太狠太重,我有一种痛彻心肺的感觉,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二婶和娘如释重负地吁出一口长气,说,小东西哭了,他哭了。  一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做“抓周”,这是我们那里沿袭了几百上千年的习惯。孩子面前放着鸡蛋,胭脂,鞭杆,钢笔,让孩子去抓,预测孩子一生的命运和爱好。若抓住鸡蛋,说明这孩子将来好吃懒做,是破财败家的街痞无赖;若抓了鞭杆,家长便大摇其头,朽木难雕,不可造就,长大了不过是个拾大粪科牛腿的角色;大人最怕孩子抓的是胭脂,脂粉是女人的专用物品,好色好女人无疑不是什么好东西;父母的希望仅有一个,那就是抓到钢笔。钢笔代表学问,代表文化,也预示着孩子金榜题名,前途无量。  我的“抓周”活动颇具戏剧色彩,也让父母和两个姐姐提心吊胆很长时间。我第一次抓的是鞭杆,三根小竹子拧在一起的那种,光溜溜的很好看。在我抓到鞭杆的一霎那,全家人都把心提了起来,盯着钢笔喊起来,你这个呆子,抓钢笔,抓钢笔呀。好在鞭杆在我手里并没停留多长时间,便被我扔下了。我不是得到了暗示,而是被鞭杆上面的小刺扎了一下。我接下来抓的是鸡蛋。鸡蛋太圆太滑,它自己滚落下来,掉到了地上。我到底没抓姐姐那支花杆钢笔,虽然他们把它放得离我最近,伸手可及。我抓起的是一把小铁锤,是满仓队长用来敲钟用的。听说我做“抓周”,敲罢催人下地的钟声,赶过来凑热闹,随手把铁锤放在桌子一角。当我把钟锤拖过来抓在手里,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,静止了。父亲母亲还有姐姐们,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我一生可能的前途和命运。还是满仓队长打破了尴尬和沉闷,他说了一句话,可谓一语中的,也昭示了我一生的命运走向。  他说,这小东西不简单,以后肯定是掌权当官的料。要不,他啥都不抓,咋会想到去抓钟锤呢?  我家门外有一棵槐树,是国槐,厚厚的树皮多处开裂,向外翻着,显得古老而沧桑。树身粗壮结实,三人合在一起都难搂住。冠盖如伞,在我家门前的村街上遮出二亩大的荫凉。低垂的枝干上挂了一节钢轨,每天早上,满仓队长披件中山装,钮扣不系,敝着,很领导,很洒脱的样子,来到树下。铁锤和钢轨的碰撞,发出清脆悠远的当当声,之后,是萦萦嗡嗡不绝于耳的余音。从满仓队长走向那节钢轨,再举起铁锤,我的眼睛就一眨不眨地盯着他,看着他优雅地举起铁锤,又踌躇满志地击打着钢轨。这时候,我幼小的心灵就被极其神圣的东西塞满了。我知道那是一种叫做向往,叫做渴望的东西。  随着钟声响起,村子里老老少少从大大小小的门户里出来,揉着半睁半闭的惺忪的睡眼来到槐树下。男人们口里叼着旱烟,一口一口地吧嗒,吸一阵便是呸地一声,把或黄或绿的黏痰射到地下,被鸡们衔了,拖出一条细长的亮丝。女人们则分成两堆,没出门的闺女一堆,结过婚的媳妇们一堆。闺女们在悄声议论谁谁添了新鞋新袜,谁谁和对象亲了嘴。媳妇们几几喳喳的声则有点旁若无人的味道,她们的谈话内容大多离不了床上那点事,把脐下三寸之处演绎得直白浅露而又五彩缤纷。不远处的闺女们面红耳着,想听不敢听,不敢听又想听,拿手虚虚地捂了耳朵,身子朝媳妇们这边仄歪。  满仓队长跳上身边竖着的青石滚,咳嗽一声,满场人霎时鸦雀无声,没人敢于再笑,也没人敢再说话。满仓队长开始派活:有志,你和成仁今天上东岗,垒八亩地的壑子。眼看雨季到了,别让山水冲了庄稼。二妞,毛孩家你们几个女将今天去西岗锄谷子。我可告诉你们,锄地别像猫盖屎,锄一锄隔一锄再盖一锄,要那样,秋后情喝西北风了。满屯,丙午,麦成,你们仨去饲养室出粪,两天出完,否则不记工分。  满仓队长很威武,很威风,他那颐指气使的样子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,权力的欲望也就是这时植入脑海,并在那里破土而出。小学毕业,老师让写一篇《我的理想》的作文,我大言不惭,写上了长大要当队长雄心壮志。教我的老师斜眼看着我,目光轻蔑,不屑,还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伤。  外甥让我改变了理想。外甥是大姐的孩子,虽比我低着一辈,年龄却和我一样大,上的都是初二。我在农村上,他在城里上。放了暑假,大姐带着外甥到我家来住,外甥一身新衣新裤,洁白的衬衫,用一条绿黄相间的线腰带扎在天蓝色的西式裤头里,显得英姿勃发,卓尔不群。我穿的也是裤头,可裤头和裤头不一样,是大腰裤,两边裤腰拉到前面,交叉着挽个疙瘩,再往外一翻一卷,省却了束扎腰带的麻烦。  问题不在穿着上。外甥来时带着一台小巧的收音机,红灯牌的,通体红色,喇叭网状的护壳上镀着铬,闪烁出高贵诱人的亮光。听了几次咿咿呀呀的《红灯记》,听腻了,伸手想换台,外甥眼疾手快,把收音机牢牢抱在怀里。他说,这是我爸拿15元买的,万一弄坏了谁负责?我说,看你小气的,不就是换个台吗?外甥说,想听自己买去!大姐看不过去,就说儿子,就让你三舅玩一会吧,收音机又不是泥捏纸糊的,哪能说坏就坏了。外甥仍然不让,顺手把收音机装进了他的衬衫口袋。  我有低人一等的感觉。  母亲当时也在场,她说,你是他舅,哪有当舅的和外甥争东西玩呢?母亲说时眼角有点湿润,抽空偷偷抹了一把。她是为了儿子的尴尬?还是为家里的贫困?只有我和母亲在家的时候,母亲旧话重提,她说,谁让咱生在乡下哩,你小三要是托生在城里,不就和你外甥一样享福了?母亲眼泪吧吧的,在眼眶里直打转。  从此,我再不想当狗屁的生产队长了,队长怎么啦,队长照样是农村人,吃红薯圪瘩喝红薯汤,照样没有城里人才有的红灯牌收音机。  我记住了城市。我也要当个城里人!  目标和目的是极为可怕的玩艺,也是可爱可亲的东西。一旦确定了自己目标,也就有了奋发向上的方向和动力。在“当城里人”的目标驱使下,我顺利地读完初中,以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考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。为了实现进城的梦想,没人知道我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罪。春夏寒暑,我常常半夜爬起来,就着厕所门口的灯光,读单词,背定义,演算习题。忍着蚊虫叮咬,承受冰冷寒雪,直到七月高考时,我手背上紫褐色的冻疮依然没有消除干净。  三、  灵魂在家乡游荡结束,瞬间回到了省城。到达单位的时候是我去世的当天上午10点。我知道我的躯壳已被送往县医院,放在医院角落的太平间,保存在形似抽屉的冰柜里。移尸的时候,桑子峪政府全体出动,没用医院开去的运尸车,成书记让用他的桑塔纳2000。他流着泪说,赖处长是为我们桑子峪死的,我们要用最好最干净的车送他,不能委屈了他。  路过县城,我本想到太平间里看看,我不是想看他们给我穿了什么衣服,鞋袜是否合脚,戴不戴帽子什么的。这些对于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,人活着穿得好一点,为的是演绎身份,表现富有。而一旦死去,一切都不重要了,鞋大鞋小,合不合脚之类的繁文缛节,是做给活人看的,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重要的是活着的人对你死亡的态度和反应。  我供职的单位叫委。凡是称得上委的都不是小单位,国家的委和省部是平级,省里的委和厅在一个档次上,甚至,在某种程度上比其它平级还略受重视。  办公室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在,只有副主任姚孟海一个人。姚孟海是第四副主任,负责文件的收发,管理,送呈,编号,整理和归档,是全委最不当回事的副主任。  我不禁偷偷笑了。姚孟海之所以混到今天这一步,应该说是我的一大手笔,得意之作。他原是计划处的副处长,在他人生得意,即将跨上更高一级台阶的时候,我从中插了一杠子,处长没当成,反落到现在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。可话说回来,谁让只腾出一个处长位置呢?狼多肉少,为了自己能上,同僚之间的争夺也就在所难免。更何况,是他姚孟海先给我脚下使绊子,才让我坐了整整八年的冷板凳。你可以整我,我为什么不能整你?  姚孟海正忙乎着,桌上的电话响了,他拿起话筒刚喂了一声,脸色变了,是那种惊愕、激动和喜悦交织在一起,复杂得难以形容的神情,很难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。他对对方说,你先等等,让我记一下,好向领导汇报。姚孟海找来纸笔,重新拿起话筒,脸上的表情就变得异常轻松,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喜出望外,喜形于色,喜不自禁。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靠背椅上,把脚跷上桌子,用红蓝铅笔的一端悠闲地敲着玻璃板,说,你是说,今天上午10点发现老赖死的?死在他的办公室?初步判定是心肌梗死?哎,我说,这是谁做的结论呀?有没有其它的可能?比如说自杀什么的?没有?那么,他的卧室有没有其它的异常?如女人的衣物,头发之类的?  姚孟海,他妈的闭上你的臭嘴!人都死了你还这么糟蹋我?  我大声喊叫,姚孟海却听不到,仍对着话筒追问可疑迹象。  毫无疑问,电话是西山县打来的,不是县里的张县长,就是桑子峪乡的成书记。  放下电话,姚孟海抽出一支“三个五”,悠闲自得地抽了起来。一连吐出五个圆圆的烟圈之后,他又吐出一根暧昧的烟柱,直直的从烟圈里穿过,把五个烟圈串连在一起。看着慢慢升腾而起的烟雾,姚孟海哈哈大笑起来。笑过几声,却又嘎然而止,跑到门口,朝走廊两头看看,见没人,才放下心来。喃喃说,这可真是天报不爽,天报不爽啊!老赖呀,老赖,你的作为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,你自然是活不成了。 共 32673 字 7 页 首页1234...7下一页尾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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